1億國人或面臨重新就業，老齡化有多可怕？

 中國現以超快速度邁向重度老齡化。以主要國家老齡化率從7%至14%所用時間來看，法國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美國用了72年，英國用了46年，德國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中國僅用了21年。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其他國家不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幾乎與城鎮化和數字化同時發生，這與歐洲國家截然不同�！北P古智庫老齡社會研究院首席專家梁春曉說，同步共振帶來的問題更為復雜。

梁春曉表示，即使沒有老齡化，因為技術的發展，我們也已經步入了“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疊加老齡社會，這使得中國的老齡化不僅是超級老齡化，還是復雜老齡化。“老齡化本身不是問題，不適應才是問題�，F代社會的體系是與年輕社會相匹配�；�礎設施、社會保障、服務體系�！彼�說。

一個新概念已經出現，即“適老化”。李佳說，1982年，第一屆老齡問題世界大會通過《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將“住宅和環境”列為老年人的七項特殊需求之一，認為“充分的居住條件和令人愉快的物資環境對于所有人的幸福生活都是必要的”。由此，人們開始關注家庭和社會環境不適老的問題。

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新增了“宜居環境”專章，提出“推進宜居環境建設，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適的環境”，并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在制定城鄉規劃時，應當根據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的特點，統籌考慮適合老年人的公共基礎設施、生活服務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文化體育設施建設”。這是中國在國家層面推動相關工作的開端。

適老化的制度環境與適老化的基礎設施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全社會從年輕社會到老齡社會的轉型基礎。具體到目前最熱的居家適老化來看，隨著政策的連續出臺，推動的城市正越來越多。在這種快速發展中，居家適老化改造形成了四種供給模式：

一是公共服務模式。由政府出資，向社會組織或企業購買服務，為納入高齡、失能、殘疾老年人的家庭提供免費的居家適老化改造。

二是社會公益模式。由福彩等公益基金出資，通過向社會組織或企業購買服務，為特殊困難老年人家庭提供免費的居家適老化改造。

三是家庭購買模式。由家庭根據自身需求和財力，直接向社會組織或企業購買居家適老化改造。

四是混合模式。由政府牽頭，讓社會組織或企業就居家適老化改造的不同程度提供個性化服務包，供老年人家庭自愿選擇。該模式是前三種模式的混合體。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現在正面臨著“多化共振”（即城鎮化、老齡化、少子化）。

李佳表示，按照2050年中國城鎮化率接近80%測算，屆時中國農村人口將減少1.7億-1.8億人，城鎮人口將增加7000萬-8000萬人，巨大的人口流動帶來的后果是，不同城市收縮與集聚分化。

李佳同時表示，低生育社會也將帶來新起點和新契機。例如，2036年，如果無人駕駛能達到國家規范，將替代8400萬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屆時8400萬勞動者需要更新就業狀態。與此同時，2036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也將減少約8342萬人。這意味著技術發展將與低生育社會交織，社會生產力整體躍升。

據預測，2030年，全球將有7500萬至3.75億人口需要再學習新技能并重新就業。中國將面臨最大規模的就業變遷，預計將有1200萬至1.02億人需要重新就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指出，人口老齡化不僅是老年人口變化，還有少兒人口變化，兩者共同重塑人口年齡結構。由此，我們需要關注勞動力老化情況。高度老化的勞動老齡人口結構將成為未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面對于此無需悲觀，如何適應勞動力老化過程值得關注。

陸杰華稱，“需要關注勞動力老化對科技發展是否會帶來抑制作用”。從勞動力老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來看，勞動力老化對勞動生產率產生顯著負面影響，但在不同經濟部門和行業內部，勞動力老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有所差異。